《到爱的距离》剧照
医药代表这个职业总带着些难以言说的尴尬。每当有人问起工作，我总是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，仿佛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毕业那年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一边是父母安排好的医院工作，一边是遥不可及的摄影梦想。在又一次争吵后，我拖着行李箱来到上海，才发现医疗专业的就业面竟如此狭窄。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，直到看见医药代表的招聘信息——既不用去医院，又能暂时解决生计问题。
面试时HR问我有什么问题，我怯生生地问："这个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？"对方愣了一下："就是和医生打交道的。"这个模糊的回答，成了我踏入这个行业的开端。
入职培训更像是一场大型洗脑现场。梳着油头的讲师在台上高谈阔论，我们每天要集体喊口号"我最棒"。父亲收到公司寄来的家书时，差点以为我进了传销组织。直到第五天才接触到实质内容——如何分门别类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医生。
初到上海分公司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。老旧的五楼宿舍里，铁架床吱呀作响，客厅只有一张泛黄的木桌。但听到"出差"二字时，我还是忍不住心生向往。后来才明白，所谓的出差不过是陪医生游山玩水的借口。
第一次跟师傅去医院拜访，清晨六点的医院走廊已经排起长队。看着师傅熟稔地和医生寒暄，关门时我瞥见白大褂里闪过信封的踪影。那天我们跑了四五家诊室，下午在高档餐厅开了张"招待客户"的发票——这后来成了家常便饭。
独立拜访客户时，手心总是汗涔涔的。遇上好说话的郝医生是运气，更多时候面对的是冷若冰霜的刘医生。师傅说这种"潜力客户"需要下血本，周末得提着海鲜上门拜访。渐渐地，我学会了察言观色：水果饮料要藏在包里，见到可疑人员要立即撤离，从只言片语中揣摩医生的喜好。
月末核算用药量时，我才真正接触到那个神秘信封。电脑拍下的用药表格需要手工统计，每个信封里的数字都精确计算。递信封时要记得关门，聊旅游时要适时提议"学术会议"——新疆的草原，三亚的海滩，这些临时编造的会议成了最好的由头。
但总有些医生不吃这套。陈医生拒绝所有医药公司的拜访，坚持只开对患者真正有效的药。看着同事不屑的表情，我忍不住怀疑：如果我们推广的真是好药，为什么需要这样费尽心机？
转正前夕，同期入职的朋友辞职了。她说每天编造话题太痛苦，这份工作让她失去坦荡的底气。评选会上经理保证我能转正时，我突然说："我想辞职。"
四个月的医药代表生涯像一场荒诞的梦。医生和药品之间本该是清澈的桥梁，如今却成了见不得光的地下交易。也许某天，这个职业能真正光明正大地存在，让从业者可以昂首挺胸地说出自己的职业。但至少现在，我还做不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