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张均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现当代文学研究的"古典化""史学化"实践，不仅需要借鉴古典方法，更需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。作为古典考据学重要方法之一的本事批评，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具有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应用前景。对古典本事批评的现代转换，既要重视人物原型、事件原型与情境原型及其改写过程的史料考订，更要深入分析从本事向故事演变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故事策略、叙述机制等内在逻辑。通过叙事学和文化研究的双重视角，古典本事批评有望被激活为"考""释"并举、史料与阐释有机融合的新型研究方法，广泛应用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乃至作家分析中。
"五四"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已走过百年历程。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"古典化""史学化"潮流，体现了回归学术传统的倾向。然而这种"以古为师"的做法日益引发争议。评论界质疑这种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复制"烦琐考据"的做法，认为其难以触及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。争议的根源在于提倡者在"援古入今"时，未能对古典考据学的局限进行必要的检视与改造。事实上，版本、汇校、辑佚、辨伪等考据工作虽然能够还原细节真实，但往往难以拓展出具有理论深度的问题空间。相较而言，作为古典考据学重要方法之一的本事批评，经过改造后更有可能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发挥独特价值。
"本事"概念源远流长。桓谭《新论》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提到的"本事"，都指原本之事。在文学创作中，"本事"指作品依据的客观事实，包括人物原型和创作原委。也有研究者认为"本事"可以是实际发生或虚构的事件，但本文仍将"本事"限定在作家所知晓的真实人事和情境范围内。孙楷第将本事批评界定为"征其故实，考其原委，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"。陈寅恪则区分了"考证本事"与"解释辞句"两种批评方法。这种批评传统可追溯至孟子"知人论世"之说，唐代孟棨《本事诗》标志其正式形成。在现当代文学领域，大量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作品为本事批评提供了丰富素材，但研究界尚未系统运用这一方法。究其原因，与古典本事批评偏重考据而轻视阐释的局限有关。然而，经过创造性转换，本事批评完全可以发展为逻辑自洽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。
古典本事批评具有鲜明特点。古人没有现代学科体制下的"文学"概念，推崇的是范围更广的"文章"。在"文史不分"的传统中，读者习惯"以文识史"，如将《三国演义》视为通俗历史。本事批评建立在这种传统心理基础上，遵循孟子"知人论世"的批评范式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都继承了这一理路。孟棨《本事诗》更明确阐述了"知人论世"的原则："不有发挥，孰明厥义"。章学诚也强调："不知古人之世，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。"这种批评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积淀深厚，在诗词、小说、戏曲研究中都有体现。"旧红学"和"新红学"都是本事批评在近现代的延续。改革开放后，古代文学本事研究进一步发展，相关专著和论文数量可观。
然而古典本事批评存在明显缺陷。朱光潜曾批评考据学者"穿凿附会与忘记文学之为艺术"。目前古典本事批评主要包括索隐、影射、考证三派，其中索隐和影射派问题尤为突出。索隐派专事探索小说背后隐事，如对《红楼梦》的各种牵强解读。影射研究则带有政治和道德色彩，常陷入硬解曲解。考证派虽讲求科学方法，如胡适提倡"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"，但仍局限于作者身世和版本问题，对思想与艺术的阐释不足。鲁迅曾讽刺胡适的考证研究"念念不忘"原型而忽视艺术形象。俞平伯晚年甚至全盘否定自己的"新红学"研究。这些批评都指向古典本事批评的普遍缺陷：或穿凿附会，或止于考据，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本义。
更严重的是，一些研究误将具体原型作为艺术标准，否认文学虚构的基本性质。吴宓指出："以小说为历史之影像或哑谜，每一人物皆指为影射某人。此实必无之事。"事实上，文学创作贵在虚构，古人早有"传奇者贵幻"的认识。西方批评界也强调"虚构性"是文学的突出特征。杨绛说："小说终究是创作"，追求的是"贴合人生的真相"而非事实本身。这些缺陷导致现当代研究者对古典本事批评持保留态度。在部分学者看来，史料考订只是基础工作，远未触及文学核心。要使古典本事批评转换为现当代研究者认可的方法，必须在理论思考与材料考证之间找到结合点，实现"考""释"并举。
要使古典本事批评适用于现当代文学，需要在"据事"基础上着力"类义"。现当代文学中的本事可分为人物本事、事件本事和情境本事三类。情境本事指虽无具体原型但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，如《水浒传》中的人物虽未必实有其人，但类似现象在生活中常见。研究这三类本事，需要开展两方面工作：本事资料的发掘整理，以及本事改写资料的发掘整理。从本事到故事的演变通常包含四种处理方式：对本事的实录、对部分本事的删减、对本事的嫁接与改造，以及逾出本事的虚构。这些改写过程体现了作家的艺术选择。
完成"据事"工作后，"类义"成为关键。古典本事批评的"类义"主要集中在促进对作者本意和文本内蕴的理解两个层面，如王国维所说"由其世以知其人，由其人以逆其志"。这种阐释相对朴素，现当代研究需要建立更丰富的理论体系。目前现当代文学研究中，地方文史资料对人物原型的寻访较多，学者对原型的个案研究也有出现，但整体尚未超出古典本事批评的范围。有学者开始关注"艺术真实"问题，尝试将这一问题落实到叙事生产领域，形成新的研究框架。
西方经典叙事学将叙事活动分为"故事"与"叙述"，但这种区分与中国习惯不尽相同。更适用的分析框架是将叙事经验理解为"素材"，在以真人真事为据的作品中，"素材"来自各类原型，而叙述则包含在成型的故事中。因此，可以将西方叙事学的故事/叙述二分替换为本事/故事二分。从本事到故事的演变过程中，文本与语境的关联、生产过程中多重力的介入，需要更深入的分析。伊格尔顿指出："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里。"但更重要的是，文学不仅要描写事实，更要解释真理。这意味着在本事演变过程中，"内在的真实"比事实本身更为关键，这涉及时代的话语运作及其对文学的影响。
本事改写的故事策略分析是理论化的第一层工作。吴宓曾批评"纯凭客观"的写作观，指出选择本身就是主观的。从本事到故事的演变必然涉及对"可以叙述之事"与"不可叙述之事"的区分。沃霍尔将"不可叙述之事"分为四类：不必叙述者、不可叙述者、不应叙述者、不愿叙述者。后两类真正具有文类区别效力，由社会和形式常规划定。这种叙事"把关"现象在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中都常见。哪些本事可以进入叙述，取决于作者对艺术真实的界定标准。在现当代文学中，艺术真实多与"反映生活的本质"相关。
现当代文学的主流倾向是挑战秩序、改造现实的冲动。杰姆逊认为现实主义不是被动摹仿现实，而是主动创造现实感的行为。这种反应论特征使启蒙与革命成为现当代文学的主导话语。不同的"本质"认定决定了不同的故事策略。启蒙文学将时代界定为"愚昧"，需要呈现"死去的中国"；革命文学则强调阶级冲突这一"内在规律"。后现代主义与本土儒道释等话语也参与界定"不可叙述之事"。传统通俗文学的儒家伦理主义和大众传奇长期影响现当代文学，如"善善恶恶"的道德化策略和"奇"的叙事技术。这些话语共同构成了故事策略背后的支配力量。
本事改写的叙述机制分析是更深层的工作。从本事到故事需要植入特定因果逻辑，将事实重组为有意义的事件系列。福斯特区分了故事与情节，指出情节强调因果关系。俞平伯也强调事实必须形成因果系列才能成为小说。这种因果机制就是叙述机制，它决定了本事如何被编排为文学。现当代文学中，启蒙/革命的叙述机制将个体经验与公共领域深度融合。马克思关于"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"的观点，为这种历史化的人物再现提供了理论基础。静态上，原型人物需经过本质化定位；动态上，其生活变迁需与历史关联。革命文学中"人在历史中成长"的机制尤为突出，如《创业史》对原型王家斌经历的改写。
社会再现同样受历史本质概念支配。启蒙文学以人道本位演进眼光重审社会，常将现实场景转换为"荒村"或"废乡"；革命文学则以阶级逻辑重组复杂的社会现实。故事冲突机制方面，启蒙强调新旧思想斗争，革命突出阶级斗争。这些机制都深度介入本事改写，如《家》对家族关系的重构。大众美学的"斗智斗勇"趣味也常被融入革命叙事。人物、社会、故事三种叙述机制，以及自然再现机制，共同影响着本事/故事的演变路径。
新的本事研究方法适用于具有充分史料基础的作品，可分为"考"与"释"两个步骤。"考"包括本事及改写资料的考订；"释"则包括三个层面：人物原型考释、社会原型考释和故事原型考释。这种方法可拓展至不同版本、跨媒介改编中的本事流变研究，乃至作家个案和文学流派研究。理论空间也可进一步扩展至作家心理、文学制度、接受批评等领域。
本事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本事史料的可靠性问题，以及如何将中观层面的实践叙事学推进到更微观层面。尽管存在挑战，但本事批评在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转换运用前景广阔。对于"古典化""史学化"趋势，关键不在于争论而在于实践。师古而不泥古，创新兼顾根基，才能充分发挥现当代研究的优势，开拓新的问题空间。
来源：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1年第1期
